01

大同古长城文化遗产廊道

█  恭喜您的团队获得ASLA 2019 分析规划类荣誉奖。请问你们是出于什么原因选择一个关于古城墙的项目来做研究型的实践呢？

F：首先要说一下这个项目的背景。2017年，山西省正进行经济转型，作为曾经的资源型省份，伴随着煤矿等资源日益枯竭，山西省未来希望把发展重点更多地放在全域旅游方面。俗话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有大量的文化遗产遗存，特别是长城。因此大同市政府提出了一个想法，即沿着大同的古长城来做文化旅游。基本的出发点是通过古长城来实现 “一带一路”。其中，“一带”是指沿古长城做一条生态修复带；“一路”就是做一条旅游公路，串联起整体面域里包括长城在内的主要文化遗产。出于对北京林业大学相关专业实力的信任，大同市政府邀请了北京林业大学和BLLA对长城沿线的生态修复和文化旅游项目开展研究。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项目，是因为我们在现场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从明代开始修葺，到现今存在了接近600-700年的大同长城，带着一种赤裸而原始的冲击力和沧桑感，原汁原味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像是坐着时光机回到了过去，历史带给我们的震撼不言而喻。而且大同长城和我们一般认知里的长城是不一样的，八达岭或者居庸关长城都是经过修缮过的砖制长城，而大同的长城是就地取材以黄土作为基础制作而成的夯土长城，其中只有少部分的堡寨是有外包砖的。

大同长城的历史

我们在调研时，沿着200多公里长的长城走了十多遍。发现长城不只是城墙这么简单，它是一个复杂的有战略纵深的系统。城墙只是最靠外的一道边墙而已，里面还有很多要素，比如烽传系统、驿传系统、堡寨系统、屯垦系统等。烽火台在长城内外都会修筑，若某处发现敌情，当地的烽火台就会起烽烟；驿道是沿着长城，在有军令军需的时候走的快速通道；在驻军的堡寨系统中，驻军不是散布的而是集中的，一旦有军情，会由烽传系统把消息先报出来，然后大部队再冲过去杀敌；屯垦的系统让驻军的军属家人可以在长城周边获得无需赋税和交粮的免费田地，从而得以在附近生活。所以，面对这个十分复杂的长城系统，我们需要研究并梳理出这个系统中的诸多细节，来了解其中的具体情况。

长城周边的文化遗产系统

█  为什么大同的长城非常急迫地需要去被保护？

F：首先，从文化保护的层面上讲，长城现状比较脆弱。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从国务院到国家文物局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来保护长城。但从实施的角度看，有很大的难度。因为长城是线性的，跨度太长，问题也很复杂。且不说住在长城附近的老百姓（当初戍边屯垦人的后代）长期对长城熟视无睹到甚至有些漠视的态度，就说这些年发生的很多事情，比如大跃进时期，大家把长城的包砖拆回家盖猪圈；破四旧时期，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被砸碎；还有很多老百姓为了少垒一面墙，就靠着城墙盖房子……可以看出，保护长城的举措很难实施。

第二，从经济层面上讲，长城修葺的位置，接近中国400mm降水线，是温带草原和温带荒漠的交界线，生态非常脆弱。从明代开始，为了戍边守城墙，长城以外每年都有两三次大规模的烧荒，坚壁清野（注：使敌人既攻不下据点，又抢不到物资）。据史料记载，大同长城周边曾有大量森林，但在清末之后几乎全部消失，只剩下一些星星点点的斑块。所以这里历史上就存在着很大的生态破坏，然而到了现代，破坏不减反增。由于当地土壤贫瘠，降雨量少，无法种植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使得畜牧业和采矿业等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在大同市沿长城的五个区县中，羊的数量比人口数多十倍！因此那里的油松、云杉、樟子松（分支点较低）的分支点都在1.2米左右，所有羊能吃到的地方都是空的，所以植被匮乏和生态破坏非常严重，季节性降雨导致的水土流失对长城造成了直接的影响，甚至把部分城墙都冲塌了。

长城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第三，长城作为旅游资源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一直缺乏高质量的旅游基础设施和宣传推广。我们获奖的图纸中有很多非常质朴、有历史冲击感的长城照片，但是这些都在被现实改变。像有些网红摄影师会把拍摄的野长城照片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导致很多周边的老百姓去爬长城，造成破坏；长城周边也有一些不成体系的农家乐，由此产生了一些混乱的现象。因此，长城迫切地需要做一个能够覆盖整个区域的设施体系。

所以，不论从文化保护、经济还是旅游层面，都急需我们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

█  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引入自下而上的体系的？

F：在学校我们经常做一些关于自下而上体系的研究。比如我们在做北京市委托的绿色基础设施的研究时发现，在美国，自下而上体系的实现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比如高线公园，它不是市长想要做的，而是发自民间团体“高线之友”的意愿，因此会先有一个共同的蓝图，再去募集资金和游说，等拿到资金之后，才有James Corner等景观设计师的介入。

我们这个项目的周期有一年半左右，真正地从规划阶段做到了设计和施工阶段。目前生态修复基本已经完成，投资了15个亿，种了1.5亿棵树。旅游公路虽不是我们做的主体规划，但我们也从风景园林的角度，给这个公路设计了慢行体系，其中包括12个驿站，每个驿站会有核心景区，从驿站开始，在景区内设立完整的自行车和步行的慢行体系。

得胜堡景区鸟瞰

█  这个方案其实是融合上层领导的意见以及基层的群众的意见的产物，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介绍一下这个融合是怎样进行的？

F：我来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领导希望针对一些重要的节点，快速地进行生态修复，提升景观品质。但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来自基层的意见则是，景观除了好看之外还要产生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做生态修复的地块占用了原住民的土地，相当于政府租用原住民的地，在地里种植物。原住民就会提出，植物虽然不属于我，但收成得归我。有了收成，原住民得到了收益，也就产生了参与建设的动力。因此景观和经济效益协同发展是格外重要的。

还有，在核心区以外的一些面域，其整体风貌也是需要我们团队协调的。从建筑的立面层高乃至庄稼的种植类目，能否种一些兼具地方特色和观赏性的品种都需要我们控制。因为引入游客之后，农田的内部经济结构会发生转变，所以我们希望对外围的农田做一个观光农业的引导。把原本种的土豆玉米，现在改种黄芩和油菜花，既有作物的经济效益，又能在特定季节形成大片的植物景观效果，对于长城也是加分的项目。

农业引导与原住民的参与

其中经济效益又分成了两部分，除了收成归原住民所有之外，政府还提供一些补贴，例如专家的技术支持和种子、肥料，教原住民科学的种植方法。对于原住民而言，既节约了成本又增加了收入。这也是我们的小心思：把投资的钱用在对的地方，让各方面的效益都能得到平衡。类似于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  在美国，当项目在计划或是进行中的时候，会有公众参与的讨论会。那么在国内如何听取来自基层的意见？设计师在其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F：国内现在正在发生一些转变。比如，同济的刘悦来老师做的社区花园，就是非常美国式的做法。但是，大部分的项目并没有所谓的基层讨论会，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很多时候都是在决策者和经营者的层面就把事情定下来了，至于执行后会有什么问题，只能通过事后反馈的方式来解决。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当决策者和经营者的方向是对的情况下，就可以快速高效的解决很多的问题。

作为设计师，其实是贴近决策层的。而且一直和决策层交流是很幸福的，因为决策层的人比较少，但当你一旦面对基层，就会出现重口难调的局面，想做成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难，所以我们设计师现在的幸福其实是牺牲了一部分来自公众的声音。我现在真的希望去多尝试一些对公众影响比较大的项目，多参考公众的意见。

█  在中国，设计实践过程中如何考虑公众需求？

F：就我从事多年实践的体会来说，如果想要做群众或者体验者的意见访谈（收集），除非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不然基层群众肯定没有设计师专业，他们会感觉事情离自己很远，意见也会比较笼统。

在美国，土地是私有化的，涉及到公共的部分大家都有所交接，所以大家都会很上心。但在我们国家密集度很高的城市，比如上海，大量的业主完全不会管这些。所以民众参与是需要培养的，我们设计师要有这个意识，同时设计师需要把来自决策层的想法和来自基层民众真正的需求，协调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来。

█  对于这样一个大尺度的项目是如何按照不同阶段来实施的？

F：在中国，这类基础设施或生态建设项目的阶段基本都是按投资划分的。第一期的生态修复一共投资15个亿，要求快速的执行，因此前期的时间特别紧张，有时候我们需要在现场做设计、画施工图，为每个地块做一个标准示范段。如果示范段做得好，到了后期整个规划设计的体系都很成熟之后，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推广。

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成果

█  在国内进行设计实践时，对于数据的收集其实非常困难，在这个项目中你们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F：我们的数据是分成两部分获得的。一部分我们自己负责，另一部分是大同市相关的委办局提供的。我们自己负责的那部分请了非常专业的航测公司，帮我们把整个地块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航测。再加上重点地块有高精度的数据，在第一时间就能分析出来它的点云以及植被信息等等。

另外，因为政府主要的领导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所以我们管各个委办局把他们能提供的资料都要过来了。其中有一些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比如土地使用的情况，如土地的归属方是谁，现在是什么用途以及周围的聚落、基础设施的情况等等，所以国土局，林业局的资料都要有。这些信息最后汇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模型。我们就在这个模型上进行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比较有底气的原因。

主要还是感谢政府强大的执行力，反之，在中国做一些领导不太关注的项目，想要得到这些信息就很难了。

数据采集和民间探访

02

ASLA获奖，偶然还是必然？

█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ASLA的评委对这个项目产生了兴趣？您觉得他们看重了这个项目的哪些点？

F：这次获奖是在我们预期之内的，因为我们是站在了人类历史遗产的“巨人肩膀”上做了一点小事，希望这个遗产地带从文化、生态、经济上得到更好的改善。我不希望把风景园林（景观）行业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视野里，做做地产和精致的花园，为少数人服务，这不是我对行业的理解，我希望我们行业对社会能有更大的贡献。通过对遗产资源的整合，原住民可以通过参与整个项目的建设，如经济林种植、景区维护、把自家窑洞改为农家乐或民宿等等，使整个地区因长城而真实地得到经济上的提升。我相信项目带来的这些价值，评委们也是能感受得到的。

景区实施成果

其次，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很注重从基层的视角出发，首先考虑百姓、当地的林业站和文保机构的需求。通过大量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得到了很多来自基层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与决策层的信息是不对等的，所以我们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两种信息合理地结合在一起，然后通过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操作。因此，这个项目是以专业的角度切入，从基层出发，集上下合力而完成的。我认为这是项目能够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

█  您刚刚提到这个项目得奖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我们很好奇的是，你们的图纸表达以及设计的思路其实非常符合ASLA的审美，特别是图纸表达，所以你们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去设计的吗？还是后期重新整理的？

F：之前也提到过，我们团队一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非常仓促，图纸很多都是在现场手绘完成的，因此完全没办法看。在那段最紧张的时期过去之后，我们才开始整理并制作比较正式的成果，正式的成果基本上就已经是这种风格了。

我对我们团队的要求是比较西方化的，特别看不得大红大绿的那种配色和图解的方式。我本人也是受了很多来自哈佛等名校的影响，所以我在一开始就对这些进行了把控。比如，色调必须要和长城的感觉是一致的，土黄色，赭石色，棕红色，整体都围绕这些颜色。我们一开始给政府汇报的那版图纸就已经是这个风格了，但没有现在这么细。

得胜堡景区慢行体系

等到了ASLA报奖的这个环节，我们又更仔细地重新制作了一遍。但我觉得我们并没有故意贴合美国评委的口味去做，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口味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没有做历年ASLA获奖项目的图面表达研究。但现在国际上的表达趋势，我们还是能尽量吻合的。

█  其实ASLA评委每年都会换，也没有办法去揣摩他们的品味。但他们会把图面表达的一个通用策略放在官网上。

F：其实这次我们在做表达的时候，最重视的是严谨（设计的科学性）。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文字诠释性的标识，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包括翻译、比例、尺度、图纸的准确性等等。它并不只是一个表现层面的图纸，还展现了很强的科学性。

科学性首先体现在经费上。15个亿，200多平方公里，平均一平米的造价是1.6元，什么都做不了，甚至连撒草籽都不够。因此我们必须要用非常科学的手段，找到那些急需修复的地方。就像植物群落的建制，我们请了大量当地的专家以及我们北林生态修复、生态造林的专家，从品种到群落逐一进行研究，设计了52种群落。针对每一个地块，我们都要知道它的坡度如何？土壤情况如何？是沟壑还是沙丘等等。这里面有着极其复杂的多样性，而这个多样性是建立在恢复原有的，和它风貌吻合的植物群落的基础上的。这需要特别说明，因为我们做的是长城，不是别的地方，不能靠我们主观臆想去设计，而是需要一个科学的过程。

生态修复过程

其次，我们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包括用无人机航测等手段得到了整个面域里的信息模型，然后我们把GIS，植被，土地类型，土地使用情况这些模型叠合到一起，才做出了比较科学的决策。

所以到最后的图纸层面，其实就是水到渠成。我们只是把科学的图纸用景观设计师的表达呈现了出来。

遗产分布状态分析

03

中美教育的差异

█  很多有过海外留学经验的朋友可能都有类似的体会，国内的教学目的比较明确，可能更适合方向感差的学生，美国的教育则是更加鼓励学生的创造力，作为老师，您如何理解中美教育间的差异？

F：我之前读本科的时候老师教的特别细，就差直接上手教如何剪枝种树了。但后来我才慢慢理解，本科，硕士，博士不同阶段应该干什么。本科首先是通识教育，应该培养和建立学生基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至于我们的专业是做什么的大概了解就好，最主要的是培养出一个人的潜质，其他的日后慢慢发展。

总之，本科不应该把学生限制在特别窄的一个面里。但当你做了研究生，再不专就不对了。研究生要有自己的一个研究的方向，并且要在这个领域上建立一个“小突起”。到了博士就更专了，你要得出一个前人没有过的见解，或者做出一个更深刻、更有突破性的进展。

我在UC Berkeley最深刻的感受也如你所说，他们研究生的studio教授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案，全都是启发式的教育，目的就是让学生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学生在漫无目的的研究当中，会发现一些更好的方向来解决问题，所以这种创新的启发式的思维能够带来很多副产品，从而使课题变得更有意思。这的确是我们国内的教育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总想用最方便快捷的途径去实现一个目标，但实际上这样就扼杀了学生去多方向探索、发现这些副产品的可能性。这一点上真的需要我们适当借鉴美国的这种教学理念和方法。

UC Berkeley Environmental Design Architecture

当然，我们要适当考虑国情。美国的设计课是10个人一个班，大概有5-6个老师来讲课，其中一个是组织者，剩下的是助教，他们的师生比例非常接近。但是在国内，我们是3个老师对60个研究生，这种师生比例比美国低了几十倍。所以如果我们采用启发式教学，师生比例过于悬殊，老师就顾不过来这么庞大的群体，因此我们就需要多请一些老师。所以如何去掌握这个平衡确实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ArchiDogs interview with Feng Xiao at ASLA’19 San Diego  © ArchiDogs

访谈｜戴小超，周啸，栗茜

文案整理｜戴小超

校对｜鑫然，栗茜

摄影/摄像｜孙超（Chao Vision）

编辑｜Winnie

审核编辑｜Yi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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